高质效办案的要素分析与具体落实

“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”是新一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提出的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，“高质效”既是标准，也是要求。在对高质效办案的要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，深化检察业务管理、案件管理、质量管理，能够有效推进这一价值追求落地落实，使之成为检察人员的自觉行动。

一、“高质效办案”的要素分析

（一）质效要素

“高质效”中，“质”与“效”是要素，“高”是评判标准和要求。“质效”中的“质”包含两层要义：一是正确，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质量，也是检察工作的生命线；二是正义，即检察机关充分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“效”也包含两层含义：一是效果，即办案是否实现了政治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，是否将法律条文中的法治精神落实到具体案件办理中，是否把握了复杂案件中的实质法律关系，是否统筹了法理情的有机统一；二是效率，它是诉讼经济原则的内在要求，既要体现在时间成本上，防止拖延办案或程序空转，也要体现在资源成本上，坚持简案快办、繁案精办。

首先，关于办案数量。检察机关的主责主业是法律监督，而监督力度的强弱反映检察机关履职到位程度。依程序办案是检察机关被动依法履职，其办案量并不真正反映履职力度。相比依程序办案而言，依职权办案的数量更能体现检察机关的履职到位程度。因此，在高质效办案分析研判体系中的办案数量主要是指依职权办案量，其体现了检察机关监督的力度。

其次，关于办案质量。办案质量主要是指检察机关办案的合法性和规范性。为了快速直接反映案件质量问题，需要引入对办案的评价机制。从内部评价机制来看，包括案件质量检查评查、检察办案中后一环节对前一环节的评价等；从公信力角度来看，外部评价也是反映办案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包括案件当事人对检察办案的满意度和评价、社会公众对检察办案的评价等。这些评价也从侧面反映了检察人员的办案能力和水平。

再次，关于办案效果。办案效果主要包括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法律效果。法律效果在质量评价中往往得到较好体现，因此在对效果的评价中，主要是看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，其主要反映在社会矛盾的化解、办案效果的延伸、公信力的提升等方面。实践中，检察机关通过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、协助追赃挽损、司法救助、参与和解等方式延伸办案效果，是检察办案融入社会治理的有力举措。同时，案件被评为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也是办案效果良好的体现。

最后，关于办案效率。最直接体现办案效率的是办案时长，在落实“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”过程中应予以关注。

（二）办案要素

“高质效办案”主要是对司法办案即检察业务的评价，并非对所有检察工作的评价。对于检察机关而言，所有的检察业务都属于办案，但具体业务类型存在差异，可按照诉讼类型划分为“四大检察”。为了便于业务管理，“四大检察”被细分为若干业务板块。有些业务板块可以完全归于“四大检察”中的某一类；有些业务板块则具有特殊性，如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，强调“四大检察”融合履职。

（三）高质效标准要素

“高质效”中的“高”既是要求，也是标准。明确高质效办案标准，能够准确判断一个地区、单位、个人是否做到了高质效办案，从而推动这一理念落地落实。

高质效主要看业绩。而业绩是否高质效，从生产角度而言，主要考虑行业平均水平。一般而言，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，就是高质的。标准有绝对标准，如某些产品质量标准、环保标准，具有稳定性、明确性，在一段时间内一般不会发生变化；同时，标准还有行业平均标准，其具有波动性和幅度性。同样，在办案中也有绝对标准和行业平均标准。对于涉及正确与否判断的应采用绝对标准，而其他则应以行业平均标准为参考。

在办案质量方面，主要考察办案的正确与否，所以宜制定绝对标准。当然，实践中难以做到完全正确，在不影响公平正义的情况下，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瑕疵，在制定标准时需要考虑这一因素。在办案数量方面，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，应采用行业平均标准。由于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办案的体量差异较大，如果以院为单位计算平均量，难免有失偏颇。在我国的体制中，为了平衡工作量，通过一定方式确定了单位工作人员的编制数，工作体量与单位工作人员的编制数大致成正比关系。因此，可将从事检察工作人员的平均数量作为参考标准。在办案效果和办案效率方面，也难用对错来衡量，应当采用行业平均标准作为参考，并适时修正。

基于以上思路，检察高质效办案标准应当是可行的，且有利于引导各地检察工作持续向好发展。绝对标准建议由最高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，而行业平均标准可由最高检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每年予以公布。地方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本地标准，一般而言，地方标准要高于或等于全国标准（上级标准），不能低于全国标准（上级标准）。

二、落实“高质效办案”的再思考

第一，深入推进“三个管理”。一是加强案件分析研判与案件管理的深度融合。对分析研判中呈现出的异常现象进行追根溯源，具体到某一地区、某一单位、某一具体案件、某一环节、某一承办人，实现对案件的全链条追踪管理。通过完善流程监控等方式，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。二是加强案件分析研判与质量管理的深度融合。一方面，对于数据异常、波动幅度大的，及时跟进专项质量评查，深入剖析异常原因，避免数据虚假、工作虚假；另一方面，针对办案中反映出的质量问题，通过质量评查发现是否存在司法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线索，并与司法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。

第二，深化研判内容动态调整。一是建立业务研判评估模型。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，对业务研判的敏感性、区分度进行量化评估，淘汰低效业务研判版块，增设反映新型犯罪（如网络犯罪、知识产权犯罪）和社会治理新需求（如未成年人综合保护）的业务研判版块。二是强化效果业务研判权重。进一步提升“三个效果”统一率、当事人满意度等办案效果业务研判权重，探索将“检察建议社会治理贡献率”“司法救助精准度”等纳入评价。实施“闭环办案模式”，将“个案办理+类案监督+源头治理+修复救助+总结宣传”全流程纳入评估，推动办案从“结案了事”向“案结事了”转型。

第三，推进数字化深度融合。一是构建智能评价模型。以“数字检察”战略为依托，深化大数据赋能，开发智能评查、风险预警、类案推送等功能。如，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识别法律文书瑕疵，通过机器学习预测案件风险等级，实现从“人工评查”向“智能评查”的跨越。二是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。检察机关积极融入地方数字政府建设，与公安机关、法院、行政机关建立常态化数据交换机制，破除数据壁垒。如，在公益诉讼领域整合环保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数据，构建“公益诉讼大数据分析平台”，实现线索发现、调查取证、效果评估的全流程数字化。

第四，完善队伍能力支撑体系。一是建立检察官办案质效评价机制。高质效办案分析研判体系既可以针对一个地区、一个单位，也可以针对每名检察官的办案质效进行评判，但在目标设置上应当有所区别。二是优化检察官考核导向。坚持“弱化量化考核、加强质量考核”的要求，将案件质量评查结果作为考核基础，设置“优质案件加分项”“瑕疵案件扣分项”。建立“一案一码”系统，方便为当事人提供案件进度查询等服务，并将当事人的评价纳入对检察官的考核。

第五，强化外部监督与协同治理。一是引入多元主体参与评价。完善人民监督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参与案件评查机制，探索“第三方评估机构+专业领域专家”外部评价模式。如，对重大疑难案件邀请法学教授、行业专家进行质量评估，提升评价的专业性和公信力。二是深化社会治理联动机制。依托“检察+网格”“检察+行政”等协作模式，将评价体系与社会治理需求相对接。如，通过设置“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采纳率”版块，推动行政机关建立长效治理机制。

作者：王雁飞，四川省广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；杨栋梁，四川省广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；施金枝，四川省广安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与法律政策研究办公室主任。（全文见《人民检察》2025年第14期）